治人之道，谓道之风化，陈示所以也。故《经》云：「陈之以德义而民与行，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。」日月之明，众下仰之；乾坤之广，万物顺之。是以尧、舜之君，远夷贡献；桀、纣之君，诸夏背叛；非天移动其人，是乃上化使然也。故治人犹如养苗，先去其秽。故国之将兴，而伐於国，国之将衰，而伐於山。明君之治，务知人之所患，皂服之吏，小国之臣。故曰：皂服无所不克，莫知其极，克食於民，而人有饥乏之变，则生乱逆。唯劝农业，无夺其时；唯薄赋敛，无尽民财。如此，富国安家，不亦宜乎？夫有国有家者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故唐、虞之政，利人相逢，用天之时，分地之利，以豫凶年，秋有余粮，以给不足，天下通财，路不拾遗，民无去就。故五霸之世，不足者奉於有余。故今诸侯好利，利兴民争，灾害并起，强弱相侵，躬耕者少，末作者多，民如浮云，手足不安。《经》云：「不贵难得之货，使民不为盗；不贵无用之物，使民心不乱。」各理其职，是以圣人之政治也。古者，齐景公之时，病民下奢侈，不遂礼制。周秦之宜，去文就质，而劝民之有利也。夫作无用之器，聚无益之货；金银璧玉，珠玑翡翠，奇珍异宝，远方所出，此非庶人之所用也。锦绣纂组，绮罗绫縠，玄黄衣帛，此非庶人之所服也。雕文刻镂，伎作之巧，难成之功，妨害农事，辎軿出入，袍裘索襗，此非庶人之所饰也。重门画兽，萧墙数仞，冢墓过度，竭财高尚，此非庶人之所居也。《经》云：「庶人之所好者，唯躬耕勤苦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。」制之以财，用之以礼，丰年不奢，凶年不俭，素有蓄积，以储其后，此治人之道，不亦合於四时之气乎？

【译文】

书经上说：「以德义教化百姓，百姓就不会悖德忘义；教民以是非之辨，百姓行为就有分寸。」所以要依正道来教育百姓。

日月之光，广被众人，众人皆仰望他；天地之大，孕育万物，万物皆顺其生长。因此尧舜之恩泽广布，令远夷皆来归服；夏桀、商纣之败德，使诸夏背叛，这并非上天所指使的，乃造化使然。

统治百姓犹如培养幼苗，必先拔去杂草；所以要使国家兴盛，要先去除祸根。有为的君主，应知皂服小吏，危害甚大，因此有的说：「皂服小吏是百姓的克星，广徵暴敛，使百姓匮乏，而导致动乱发生。」平时若能注重农业，不加侵扰，减少赋税，增加百姓收入，这才是使国家富强的最好方法。

国军不忧心国家不够繁荣，却忧心国内不安定，所以尧舜划分地利，与民耕作，观测天象，预测凶年，使年年有余粮，人人都衣食不缺，路不拾遗，百姓皆满足於现况。春秋时代贫弱者开始为富者耕作，延续至今的诸侯皆争一己之私利，形成弱肉强食的社会，耕作的农人减少，纷纷改行从商，互相争利，以致人心惶惶，社会不安定。

书经上说：「居上位者不把金银当宝贝，百姓就不会去当盗贼；不常使用奢侈无用的器物，民心就不会大乱。」能使百姓安於其职，才是盛民的政治。齐景公生活奢侈，礼制就无法施行，周朝与秦朝，去除纹饰，崇尚俭朴，使民风敦厚。

金银璧玉，珠玑翡翠，奇珍异宝，皆非中原所产，也非平常百姓日常所需。锦绣编织，绮罗绫縠，染色布帛，皆非百姓身上所能穿的。雕文刻镂，耗时贵工，只有妨害农事，无重要用途。辎軿袍裘，亦非百姓所需，那些刻意垛高围墙装点门面，大肆翻祖坟，炫燿财富的行为，都是富人才做的事。

书经上说：「庶民最需求的生活是努力躬耕，谨身节用，以侍奉父母。」所以为政者要能控制财货流量，并以礼教化百姓，使之勤俭刻苦平日有积蓄，便不愁荒年时物货缺乏，这样的治民之道，不也合乎了四时的变化吗？

举措第七

【原文】

举措之政，谓举直措诸枉也。夫治国犹於治身：治身之道，务在养神；治国之道，务在举贤；是以养神求生，举贤求安。故国之有辅，如屋之有柱；柱不可细，辅不可弱；柱细则害，辅弱则倾。故治国之道，举直措诸枉，其国乃安。夫柱以直木为坚，辅以直士为贤；直木出於幽林，直士出於众下。故人君选举，必求隐处，或有怀宝迷邦，匹夫同位；或有高才卓绝，不见招求；或有忠贤孝弟，乡里不举；或有隐居以求其志，行义以达其道；或有忠质於君，朋党相谗。尧举逸人，汤招有莘，周公采贱，皆得其人，以致太平。故人君悬赏以待功，设位以待士，不旷庶官，辟四门以兴治务，玄纁以聘幽隐，天下归心，而不仁者远矣。夫所用者非所养，所养者非所用；贫陋为下，财色为上；谗邪得志，忠直远放，玄纁不行，焉得贤辅哉？若夫国危不治，民不安居，此失贤之过也。夫失贤而不危，得贤而不安，未之有也。为人择官者，乱；为官择人者，治。是以聘贤求士，犹嫁娶之道也。未有自嫁之女，出财为妇。故女慕财聘而达其贞，士慕玄纁而达其名，以礼聘士，而其国乃宁矣。

【译文】

要使国家长治久安，须起用贤能之士，而贬抑小人。治国犹如养生，养生之道，莫过於养神调气，而治国之道，在於选贤举能，养神可以健身，而举用贤能，国家就会安定。

辅佐之臣犹如支撑房屋的木柱 ，木柱不可太细，太细房子就不稳固；国内的良佐不可太少，少了国家就会倾覆。所以多方起用贤士，国家便会安定。

房子的支柱以直木较为坚固，而国之佐臣以能直言极谏的忠直之士为佳；直木多生长於幽山林之中，而忠直之士多潜藏於布衣百姓之中，所以君王求才，必求诸於乡里之间。他们有的是怀才不遇，而流为庶民。有的才智过人，却不得君王的赏识。有的生性忠贤孝悌，却未被乡里所荐举。有的曲高和寡，甘愿隐遁山林，而不愿在朝与小人同流合污。有的忠诚事君，却为奸佞所陷害。

尧、舜、周公等明主，都是在这些卑微的地方，觅得良材，建立太平盛事的。所以人君须设厚赏来鼓励有功的人，设高官来拢络贤才，使人人皆固守岗位，则百废俱兴，隐士得到聘用，天下归服，罪恶皆隐遁。国家之所以危险不安，百姓无法安居乐业，是因为得贤士的效忠，那些奸谗小人重财色，皆非国之栋梁，蓄养他们毫无用处，若因小人得志，而始忠良退隐，不愿出仕，那国家必会衰败。

藉著交情，而安排职务，那麼吏治会大乱，若因职务的性质而选材，才会有条理，聘贤求才犹如嫁娶儿女，未有不娶自嫁，出钱为妇的，正因女子盼望迎娶，才会守其贞洁；贤士因冀求君王的发掘而守其高节之名。为人君能以厚礼聘才，国家才会安定。

考黜第八

【原文】

考黜之政，谓迁善黜恶。明主在上，心昭於天，察知善恶，广及四海，不敢遗小国之臣，下及庶人，进用贤良，退去贪懦，明良上下，企及国理，众贤雨集，此所以劝善黜恶，陈之休咎。故考黜之政，务知人之所苦。其苦有五。

或有小吏因公为私，乘权作奸；左手执戈，右手治生；内侵於官，外采於民，此所苦一也。

或有过重罚轻，法令不均；无罪被辜，以致灭身；或有重罪得宽，扶强抑弱，加以严刑，枉责其情，此所苦二也。

或有纵罪恶之吏，害告诉之人，断绝语辞，蔽藏其情，掠劫亡命，其枉不常，此所苦三也。

或有长吏数易守宰，兼佐为政，阿私所亲，枉克所恨，逼切为行，偏颇不承法制，更因赋敛，傍课采利，送故待新，夤缘徵发，诈伪储备，以成家产，此所苦四也。

或有县官慕功，赏罚之际，利人之事，买卖之费，多所裁量，专其价数，民失其职，此所苦五也。

凡此五事，民之五害。有如此者，不可不黜，无此五者，不可不迁。故《书》云：「三载考绩，黜陟幽明。」

【译文】

要使政治清明，必须升迁忠良之士而罢黜图谋不轨的人。有为的国君，德泽广被天下，遍察全国政务的施行情况，小官吏与百姓都在他的视线掌握之中。进用忠贤，革去贪懦的人，厘清上下的关系，使得国政有条哩，由朝中人才云集，这才是实施选拔政策的结果。

但行使选拔之前，务必先了解百姓受官吏压迫的痛苦，其状况有五种：

其一，官吏假借职权，作威作福，将百姓的生死，玩弄於股掌之间，欺瞒上司，压榨百姓，令百姓敢怒不敢言。

其二，有的官吏断狱不公，执法不严，有人犯大罪，却得以不受制裁，官吏欺善怕恶，使无辜之人，倍受迫害。

其三，官官相护，徇私勾结，迫害告发奸情的人，隐藏实情，湮灭所有证据，甚至杀人灭口。

其四，有的官吏对刚到任的长官，极力的谄媚，以赢得长官的信任，对於仇人，则刻意逼陷，公报私仇。此外，更假借徵税之名，搜括民财，表面上是储备以防患未然，暗中却扩增私产。

其五，有的县官贪求财富与权势，施行赏罚，则考虑是否有利於己，还介入民间买卖商业，与民争利，使百姓损失很大。

以上五种官吏，危害百姓甚深，不可不罢黜除去。没有此五种恶行的官吏，要予以升官奖赏。

所以书经上说：「新官上任三年后，需考核其功绩，决定升迁或辞退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