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晋惠帝时，惠帝平庸软弱，胡人骚扰中原，天子蒙受侮辱，逃到长江以南，这时天下再次分裂。五代历经三百多年。隋文帝得到图谶，才谋画攻伐陈朝。文帝曾经询问攻取陈朝的计策，高颖说：“长江以北，土地寒冷，农田收割较晚；长江以南，土地温热，水田成熟较早。等到收获季节，再稍微征兵买马，声言要偷袭，敌军必定会屯兵坚守防御，这样就错过收割的好时节。敌军既然聚集军队，我军便解散，多次反复，敌军必然习以为常，然后我们再聚集军队，这时敌军必然不相信，在其犹豫之际，我军再渡江登陆作战，士兵的士气必然更加高涨。又因为江南土层浅，住的多是茅舍，所有的储蓄积聚，都不是放在地窖中。我们再秘密派人顺风放火，等到他们再修建好，就再放火，不用几年，国内财力自然匾乏。”隋文帝采用高颖的计策，陈朝士兵益发疲弊。然后文帝发兵，派薛道衡为淮南道行台尚书，并掌握公文。等到文帝的军队兵临长江，高颖召见薛道衡，在大帐中夜坐，问道：“现进军能够打败江东吗？你试着说一说。”薛道衡回答：“凡是讨论大事的成败，必须用理论去推断。禹贡所居住的九州，本来是君王的疆土。后汉末期，豪杰举兵蜂起，孙权兄弟于是占据吴、楚的土地。晋武帝即位，立即吞并吴、楚，到永嘉南迁时，又分裂开来。从那时以来，战争不断，战争之后必然是和平，这是永恒的天理。郭璞曾说：‘江东偏安三百年后，还要与中原合并，现在运数将满。从运数来说，必然打败陈朝，这是一。有德的人昌盛，无德的人灭亡。自古以来兴衰盛败都没有脱离这个规律。皇上恭敬爱民，提倡节俭，整天为黎民百姓国家大事操劳，陈后主却修造官室，雕镂宫墙，沉迷酒色，臣民不和他同心，百姓神灵都很愤怒，这是陈朝失败的第二条理由。建立国家的体制，必须任用可以托付大事的大臣，而陈朝的公卿大臣，只是充数而已。提拔小人施文庆，委以重任，尚书江总，只会吟诗喝酒，不是胸有韬略的人，萧摩诃任用野蛮落后的部族，这样的人不足以担当大任。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三条理由。我军有道，力量强大，敌军无道，力量弱小。估计敌军拥有士兵不过十万，西起巫峡，东到沧海，分兵把守，势力就孤弱，聚兵守一地，就会顾此失彼，这是能大败敌军的第四条理由。大军席卷江南的先兆在于对形势不迷惑。”高颖高兴地说：“你分析作战的成败，条理很分明，我现在豁然开朗了。我本来用才能学问的事来请教你，想不到你的筹谋韬略达到这样高的程度。”于是进兵江南，俘虏了陈叔宝。这是与消灭吴国情况相类似的。

[从前三国的时候，蜀国派宗预出使东吴。宗预对孙权说：“蜀国在地理上与东吴虽然是相邻的两个国家，但东西两国都要相互依存。吴国不能没有蜀国，蜀国也不能没有吴国。”孙盛说：“帝王自保王室，只有仰仗道义，道义已经树立起来，即使小国也能变成大国。殷、周的兴起就是这样。假若仰仗欺诈的力量，即使强国也会衰败。秦皇、项楚就是这样。更何况是地处偏远的小国，依恃山水的险固，却要联合万里之远的地方，相互永远凭靠呢？

从前六国用合纵的计策，可秦国还是最终统一了天下。隗嚣、公孙述经营联合的谋略，光武帝刘秀却终究兼并了陇、蜀之地。凭六国的强大，陇汉的广阔，都不能相互救援，各自坐视盟友被杀戮和倾覆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这是因为道德的根基不牢固，分离、衰弱的人心难以一致的原因。宗预却说‘吴国不能没有蜀国，蜀国不能没有吴国’的话，这不是有点陷媚之态吗！因此看来，治理国家的根本唯有道义，君王如果不修养政德，自己跟前的人也都会成为敌国的人。有过这样的情况啊！”]

【经文】

自隋开皇十年庚戌岁灭陈，至今开元四年丙辰岁，凡一百二十六年，天下统一。论曰：《传》称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”又曰：“大都偶国，乱之本。”古者诸侯不过百里，山海不以封，勿亲夷狄，良有以也。何者？

贾生有言：“臣窃迹前事，夫诸侯大抵强者先反。淮阴王楚最强，则最先反；韩信倚胡则又反；贯高因赵资则又反；陈豨兵精则又反；彭越因梁则又反；鲸布用淮南则又反；卢绾最弱最后反。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，功少而最完，势疏而最忠。非独性异人也，亦形势然也。曩令樊、郦、绛、灌据数十城而王，今虽以残亡可也；令信、越之伦，列为彻侯而居，虽至今存可也。然则天下之大计亦可知已。欲诸侯之皆忠附，则莫若令如长沙王；欲臣子之勿殂醢，则莫令如樊、郦等；欲天下之治安，则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。”以此观之，令专城者，皆提封千里，有人民焉，非特百里之资也，官以才，属肺附，非特母亲之疏也。吴据江湖，蜀阻天险，非特山海之利也；跨州连郡，形束壤制，非特偶国之害也。若遭万世之变，有七子之祸，则不可讳，有国者不可不察。[魏明帝问黄权曰：“今三国鼎峙，何方为正？”对曰：“当以天文正之。往年灾祸守心，而文帝崩，吴蜀二国主无事，由是观之，魏正统矣。”]

【译文】

自从隋文帝十年灭掉陈，到现在的开元四年已经有126 年了，天下一直是统一的。《左传》说：“国都面积超过一百雉是国家的祸患”又说：“大的都城同同都一样大是国家败乱的根本。”古代的诸侯国面积不过百里，不分封山海，不许亲近夷族。这是有原因的，为什么呢？贾谊说：“我私下观察前代情况，发现诸侯势力强大的先谋反。淮阴王在楚地势力最强，最先谋反；韩信依靠胡人又谋反；贯高靠赵国的资助谋反；陈豨士兵精良，因而又谋反；彭越靠梁国的帮助谋反；黥布用淮南的军队谋反；卢绾势力最弱小也最后谋反。长沙王拥有两万几千户的封赏，功劳最少却最能保全自己，势力最弱却最忠诚。这不是各人的性情不同，是形势使然。假设让樊哙、郦生、周勃、灌婴各拥有几十个城池称王，现在国家残破灭亡，也是可以让人相信的事；让韩信、彭越之辈，位居最高的候位，即使是现在，他们的势力还会存在。既然这样，那么治理天下的大计，就可以知晓了。要想让诸候都忠诚顺服，就不如分封象长沙王那样的诸湖国；想要让臣下免受殂醢的下场，就不如让他象樊哙、郦食其那样被杀；要想让天下长治久安，就不如多分封诸昏，削弱他们的势力。”从这里可以看出，让统治一地的地方长官，统治疆域扩大到上千里，拥有了很多百姓，这就不仅仅是“都城过百里”的谋反之资了。他们居官任用贤才，培植亲信，就不仅仅是不亲和夷狄那样的孤立状态了。吴国占据长江、鄱阳湖，蜀国依靠天然的险阻，这不仅仅是依靠山河为凭借；横跨州郡，进行治理，不仅仅是城池象国都一样大所带来的害处。

假如国家遇到颠覆的变故，有吴楚七国之乱那样的祸患，这话就不好说了，当权的人是不可不明察的。[魏明帝问黄权说：“现在三国鼎立，哪一方是正统？”回答说：“应当用天象勘验，从前荧惑星罩守心星，而文帝驾崩。吴、蜀二国主都平安元事，因此说，魏国是正统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