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班固九流，其九曰杂家，兼儒墨，合名法。《傅子》曰：“杂才以长讽议。”由是观之，杂说之益，有自来矣。故著此篇，盖立理叙事，以示将来君子矣。
【译文】
有人问：“乐和音相同吗？”赵子回答说：过去魏文侯曾问子夏说：“我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来听古乐，只怕打瞌睡。而听郑音时则一点也不感到疲倦。请问，古乐是那样而新乐又是这样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子夏回答说：
“现在你问的是乐的问题，而你所爱好的却是音。乐与音虽然有相近的地方，性质却是不同的啊。”文侯说：“那请问怎么不同呢？”子夏说：“古乐，是在天地正常运行，春夏秋冬四时交替有序，百姓得其所欲，五谷丰登，没有疾疫流行，也没有什么不吉祥的兆头的时节，这叫做无所不当的时代，然后圣人制定了父子，君臣的关系准则来作为治理天下的纪纲。纪纲端正之后，天下也完全安定了。天下完全安定之后才校正六律（即黄钟、太簇、姑洗、蕤宾、夷则、元射），调和五声（宫商角徵羽），然后配上琴瑟，歌唱《诗》和《颂》，这称做德音。只有德音才能称作乐。《诗经》上说：‘默然清静，显示出他的德音，他的美德在于是非分明。是非既明，善恶既分。能做师长，也能做人君。统治这个大国，使百姓顺服，上下相亲。至于文王，其德从无遗恨。既己享受上帝的福佑，还要延及他的子孙。’说的就是这个意思。而如今你所喜好的，是沉溺在音里了啊。郑音太滥，会使人的心志惑乱；宋音安逸闲适，使人心志沉溺，难于振作；卫音急促，使人心志烦燥；齐音狂做偏邪，使人心志骄恣。这四国之音都会令人沉溺美色，有害于品德。所以祭祀大礼时不用它们。这就是乐与音的区别。”[董仲舒说：“古代还没有制礼作乐的时代，便使用先王传下古乐中适合当时的，用来深入教育化导百姓。
教化百姓的目的达到之后才制礼作乐。所谓乐，就是乐于圣人之德。所以国风淫俗，都是由于所配的管弦等乐调啊。”《乐书》上说：“懂得声却不懂得音的是禽兽。懂得音而不懂得乐的是普通百姓。只有君子才能懂得乐。”
所以考察声便能懂得音；考察音便能懂得乐；考察乐便能懂得政治。懂得了乐和政治，那治理国家的大道理也就完备了。这又是声和音的区别。]
有人又说：“音与乐的问题我已经听你讲明白了，请问仪和礼相同吗？”
赵子回答说：过去赵简子向太叔询问揖让和应酬宾客的礼节，太叔回答说：
“你问的是仪而不是礼。我曾听过去郑国大夫子产说过，礼是天之经、地之义，百姓所必须遵循的准则。天地之常经，百姓确实是当作法则来对待的。
以天的光明日月星辰为法则；依地阴阳刚柔之性来行事。生成阴阳风雨晦明六气，运用金木水火土五行，散发酸咸辛甘苦五味，化作青黄赤白辉五色，显现为宫商角徽羽五声。六气、五行、五色、五味、五声一旦过度失正，就会产生昏乱，百姓因而迷失其本性。所以制礼来承持民之本性。人有好恶喜怒哀乐，这都生于六气，所以要研究六气而制礼，以约束这好恶喜怒哀乐六种心志。哀表现为哭泣，乐表现为歌舞，喜表现为施舍，怒表现为争斗。哀乐不失其常才能与天地六气协调，才能长久。所以如果人能屈能伸来顺从礼的规定就可以称他为成人了。”
有人又问：“但是究竟什么是仪呢？”赵子回答说：供养国中人才并教给他们六仪：祭祀时的仪容要肃穆、正大；接待宾客时的仪容要庄重恭敬；在朝廷时的仪容要威仪整齐、多而不乱；在丧礼上的仪容要悲哀疲惫；军队的容仪要果断刚毅；车马的容仪要壮盛整齐。这就是礼和仪的区别。界定名称的弊端在过于抠字眼。假如没有这种弊端，那么界定名称的方法就是一种好方法。
结论：班固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把学派分为九流，其中第九就是杂家。他说杂家兼取儒墨二家之长，融汇名法于一家之说。傅玄曾用九品论人，其第九品是杂才，长于讽谏论辩。由此看来，杂取各家之说的好处，古代人就知道了。所以我们此篇文章，用杂家思想阐明道理，叙述史事，目的是为对将来的君子能有所启发。
【按语】
孔子曾说：“必也正名乎。”正名就是把名实脱节、名实错位的混乱状况匡正过来。王安石说：“名实已明，则天下之理得矣。”也就是说，只要把名实的关系理顺了，便一切都摆正了。因此可以说，许多不合理的问题，都是由于名实不副造成的。从小的方面说，假冒伪劣产品的坑人害人便是最好的例证。喝茅台酒却中了毒，原来是二锅头加敌敌畏兑成的。买红塔山香烟，结果是劣质烟昌充的。这都是名实不副的例子。从大的方面说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，可是对公仆不满意，却无法罢免他。官员自称公仆，却在主人头上做威做福。这也是名实不副造成的。因此理顺名实关系是匡正社会混乱状况的首要问题。而名，又是理顺这种关系的前提。有了大家普遍认同的名之后，便可循名贵实。考察评论某人、某事，便有了可以依据的标准。小到产品质量是否合格，如规定达到什么标准便可称为名牌，以防消费者上当受骗。大到国家政治，如领导干部的级别与其职责、权限、待遇的标准，就可避免他们渎职、越权和腐化。总之，名是事物的规约性，切勿等闲视之。当然，庄子曾说：“名者，实之宾也。”在重视名的同时，更要注重实，切勿让虚名给骗了。